合眾聲摘要：
有不少學生問過我，為什么沙俄時代的知識分子敢于反對沙皇專制，而蘇聯(lián)時代的知識分子卻不敢反對斯大林的專制。索爾仁尼琴早就回答過這個問題，沙皇的專制與斯大林的專制比起來太小巫見大巫了。
泯滅個性和差異是這種體制的應有之義
對個人的改造和馴服是斯大林模式類型的國家一個重要內(nèi)容，所以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強調(diào)人的自由個性的發(fā)展頗感不快。斯大林就曾經(jīng)說過，馬克思的某些原理具有自由主義的傾向。他喜歡的是能夠貫徹他的意志而自己沒有想法的人。
托洛茨基
托洛茨基說，我們這個體制說的是不勞動者不得食，而真正體現(xiàn)的是不服從者不得食，在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國家里，反叛就等于餓死。泯滅個性和差異是這種體制成功后的重大轉變。而且當初理想主義越是強烈的人，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世界、希望規(guī)劃他人人生、替民做主的愿望也就越迫切，對權力的渴望也就越大。
這也就是為什么別爾嘉耶夫說，強制社會主義者都有“小波拿巴傾向”的原因。革命成功以后，拿革命者與原來的統(tǒng)治者進行互換差別應該不會太大。列寧主義的政黨從革命前的“灌輸論”，到革命中的“忘我斗私論”，到建設時期的“改造論、馴服工具論”，都是圍繞著這個思路展開的。
這樣說似乎有點絕對，其實革命政黨在地下斗爭階段，因為不占據(jù)政治權力，需要廣泛的社會動員，需要爭取民眾，總是表現(xiàn)得急人民所急、想人民所想，表現(xiàn)了對立憲民主和人民共和的政治追求，表現(xiàn)了虛懷若谷、知錯就改的寬大胸襟。而一旦成為一種高高在上的支配性力量的時候，就會以一種新的統(tǒng)治面貌凌駕于個人之上，一旦進入這種體制，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，剩下的只有服從。
這時如果一個人有個性、有想法、愿意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問題，并且有時會質疑上司，或者直言不諱地指出哪些不合理之處，那他和“敵人”的范疇就只有一步之遙了，何時被扣上“反革命”和“敵視社會主義制度”的帽子，只是早晚的事。
而在這個過程中，人類追求自由的天性和國家培養(yǎng)的奴性規(guī)律總是相沖突。由于知識分子的獨立見解和精神創(chuàng)造性決定了他們是最難整齊劃一的階層，而且由于并不直接從事體力勞動產(chǎn)生物質產(chǎn)品，在階級劃分中注定會成為有罪的階級：要經(jīng)過一次次地“脫褲子、割尾巴、洗澡、狠斗私字一閃念”的種種改造運動，要在群眾運動中經(jīng)過一次次自尊心徹底掃地的檢討和“過關”，最后變成“提線木偶式”的螺絲釘和磚頭。每次政治運動拿不馴服的知識分子開刀祭旗就在所難免了。
蘇聯(lián)的知識分子政策
我想大家一定對中蘇兩國知識分子的遭遇的異同很感興趣。簡單地說，蘇聯(lián)并不是在搞一場場政治運動，強迫知識分子在自我貶低、自我揭露中過關，而是根據(jù)領導人的好惡經(jīng)歷了20年代的驅趕、30年代的鎮(zhèn)壓；40年代，由于戰(zhàn)爭環(huán)境，民族危機壓倒一切，知識分子的總體信任度有所恢復；50年代實行的是胡蘿卜加大棒的雙管齊下；60年代末，持不同政見運動興起，人們私下里已經(jīng)不相信意識形態(tài)的那套說教。
在看透了統(tǒng)治階級自身的腐化墮落與偽裝后，使得那些高居廟堂之上的政治家早已沒有了道德感召力。由于他們對自己奉行的是另外一種思想和價值觀，這種表里不一的做法，導致蘇聯(lián)政治笑話滿天飛，人們以各種段子嘲笑它、調(diào)侃它。即便是黨政干部，面對麥克風的“黨語”和廚房文化的民間語言也能轉換自如。這就形成一種雙重思想的人格分裂。
總的來說，蘇聯(lián)知識分子面臨的環(huán)境沒有那么封閉，畢竟在海外有大量流亡的俄僑，這里面包括各種社會主義者，他們紛紛著書立說，像社會革命黨的切爾諾夫，孟什維克的馬爾托夫、阿克雪里羅德。孟什維克一直在美國出版《社會主義通報》到1965年，更不要說托洛茨基以及他的第四國際都有大量的言論針對蘇聯(lián)的現(xiàn)實，使得即便是蘇聯(lián)當局也不能無視他們的存在。
這種思想文化的傳導表現(xiàn)出來的能量要遠遠大于具體個體的存在。俄僑文化的思想火種，到80年代末期便以出口轉內(nèi)銷的方式填補國內(nèi)的意識形態(tài)空場。
另外，對蘇聯(lián)知識分子所不同的是，他們還有宗教，還有一個彼岸世界可以寄托，還有內(nèi)在可以堅守的力量，即便無法改變外在的扭曲世界，有些人還可以在超越現(xiàn)實的精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有不少學生問過我，為什么沙俄時代的知識分子敢于反對沙皇專制，而蘇聯(lián)時代的知識分子卻不敢反對斯大林的專制。索爾仁尼琴早就回答過這個問題，沙皇的專制與斯大林的專制比起來太小巫見大巫了。
索爾仁尼琴
沙皇時代的知識分子即便不端政府飯碗也有生存能力，他們本來從軍隊退伍以后就不愛從事文職，因為他們在鄉(xiāng)間有領地，大不了退回去當領主，也用不著受政府那份鳥氣。他們吃政府飯本來也不是為了解決生計問題，而是為了找份事做，何況冬季居住在城市里也方便沙龍里的思想討論。
果戈理、屠格涅夫、赫爾岑都曾經(jīng)辭官不做，專門從事反對沙皇專制的創(chuàng)作。托爾斯泰有427公頃(約6400畝)的土地和幾百名農(nóng)奴，即便不靠版稅也完全可以做到衣食無憂。屠格涅夫因為異端寫作被判處流放領地罪，也就是說他必須被圈禁在自己領地上，不能到城市里來。他刑滿解禁以后，《現(xiàn)代人》雜志社專門為他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歡迎儀式。這種刑罰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看來，根本算不上什么懲罰。
一般來講，在具有社會縫隙的國家里，任何反對派的反抗都會義無反顧一些。比如團結工會在軍管時期，工人領導者會前赴后繼地涌現(xiàn)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團結工會的接力棒工作做得非常好，有超越世俗價值的教會存在。身為波蘭人的教皇保羅二世就說過，工人們組織工會的權利是上帝賦予的，誰也不能剝奪這種來自民間的吶喊。被捕入獄的人知道，他們罪不至死，而他們的妻兒老小會有人照顧。除了教會的援助以外，工會辦的地下工廠也會接濟入獄者的家屬，所以他們的抵抗沒有后顧之憂。
另一個原因是由于華沙大學庫龍、米奇尼克等知識分子的介入，使他們更加理性、更有持久性，有更堅定的信念。而在中國“文革”中的“管制社會”里是不具備這樣的環(huán)境。所以我認為從根本上說，中蘇兩國知識分子的遭遇不是人性的差異，而是環(huán)境決定的。
左派知識分子的命運
楊奎松先生的這部專著《忍不住的“關懷”》，談的是張東蓀、潘光旦、王蕓生三個知識分子的個案，他從各種史料中還原出這三個人物與新政權的磨合過程和特點。這讓我想起了另一類知識分子的經(jīng)歷，比如秦暉的導師趙儷生先生，他是清華大學左派學生出身，從文本上接受馬克思主義并不困難，但是到了延安一看，發(fā)現(xiàn)與他的想像有很大的落差，便又退回到西安去，此后一直糾結于馬克思主義的邏輯力量與現(xiàn)實社會主義之間的不符。
還有一類像我父親，到了延安后被那種新氣象所打動，但是后來過于認真于道統(tǒng)的責任，缺乏對政治動向的洞察能力和揣摩領導心思的本事，于是乎在某個節(jié)點上就會作為政治替罪羊被甩出去。實際上他們的心路歷程在中國是有普遍性的。很多左派人士都經(jīng)歷過從反對國民黨獨裁到屈從于“本黨”專政的轉變。我特別注意到楊奎松先生在書中有一句話，“如果是換了我，我就一定會比他們做得好嗎？”因為我也曾這樣質問過自己。我從我父親的經(jīng)歷中產(chǎn)生了這樣的疑問。
父親故去以后留下了40年的日記，我閑來無事時會經(jīng)常翻看，從讀日記當中我有三個感受：第一，這40年是個性的自我萎縮、自我改造、自我克服的過程，日記中最有文采和好看的部分是1949年前，可謂喜怒哀樂盡行于色，愛憎笑罵皆成文章，是一個爭自由的熱血青年的政治激情和浪漫人生的多彩寫照。最有意思、最令父親尷尬而令我們好笑的是，在“文革”中抄家抄出的眾多東西中，有父親在1940年寫的一封情書，現(xiàn)在想來文采極好，而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，以我們的眼光看那是一份充滿了資產(chǎn)階級氣味很“酸”的舊文體，讓我們不經(jīng)意間看到了父親的另一面。而解放后的部分，越往后就越像一部流水賬，言不由衷像是寫給別人看的東西。我了解那時候政治高壓下的生存狀態(tài)，尤其是他的日記可以隨便被領導調(diào)閱以后，它實際上就已經(jīng)不是日記性質的文體了，而是甘愿被異化為工具的記錄。
這部分日記中，父親一直在壓抑、強迫自己，妄圖跟上形勢，跟上潮流，向組織靠攏，因為政權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就具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威，必須給自己塑造出一個與政權一致的“崇高”、“宏大”目標，以說服自己把一切人的尊嚴拋棄。在沒有選擇、沒有比較維度的情況下盡個人最后的努力，在不違反做人底線的原則下努力表現(xiàn)忠順，卻仍然得不到認可。
父親在日記中經(jīng)常提到，“今天劉瀾濤給十幾級以上干部傳達中央精神，我不能參加”，“馬文瑞給全校干部作報告，我又被劃入另冊，心理壓力很大”。如果在今人的眼里，誰稀罕去聽報告呢，這算什么待遇？我女兒就說，讓我去聽那些枯燥的報告我才會腦缺氧，才會有心理壓力?？墒窃诋敃r那是一項劃分敵我的政治界限，別人都能去聽、能談論的話題，唯獨個別人被孤立起來，心中的滋味不是我們在當下的環(huán)境中能夠體會的。在只有被選擇權利而沒有選擇權利的時候，只能從自身找原因，以至于最后因為想把自己變成這個機器上的“螺絲釘”而不得，而苦惱萬分。
悲劇年代的分裂人格
當時的社會氛圍，把人的自我保護和趨利避害本能引向整人保己、損人利己的邪惡方向，“向組織靠攏，向黨表決心”都需要靠檢舉揭發(fā)別人來保全自己，把知識分子分成整人和挨整的兩類人，使得上面發(fā)動的每場運動都有響應者。而這些人的使用價值發(fā)揮完畢之后很快就像舊履一樣被棄置，變成下一次運動的對象。父親慶幸1957年反右逃過一劫，但不過兩三年就在反修運動中中槍。然而他雖然挨整，卻一直不愿意與右派為伍，認為那些人是“真反黨”，而他只不過是沒有跟上形勢罷了。他離開黨校后，整他的那批反修戰(zhàn)士在“文革”中也無一例外地被打倒。
小時候我經(jīng)常做夢幫助父親與那些整他的人辯論，試圖說服那些人，父親講的是實事，并不是有意反黨。到1980年代，我的專業(yè)知識和對史實的認知就已經(jīng)超越了那個時代的水平，完全已經(jīng)對“九評時代”的討論話語具有一種俯瞰的優(yōu)勢。等我再次見到曾經(jīng)整過父親的人坐在輪椅上流著口水的時候，我突然發(fā)現(xiàn)，每個人都是時代悲劇的犧牲品，只不過或早或晚，時間不同罷了。這里面既有體制的問題，也有人性的弱點，所以前赴后繼地總有人在犯同樣的錯誤，讓我們看到似曾相識的一幕幕在輪回上演。
后來我在閱讀了一些俄國知識分子的作品以后，就是否可以堅守人性、堅守愛、堅守自己的理念問題和父親討論，我曾經(jīng)問他，你有沒有感覺到自己從一個理想主義者被異化為工具？有沒有感覺到你爭取的理想距離你越來越遠？你有沒有想過在內(nèi)心里為自己找到一個堅守的支點？他回答了三句話。第一句是，“你不能以你現(xiàn)在的眼光來要求當時的我們”；第二句問我“堅守什么”；第三句是，“幾乎不可能”。他反問我，你記得你當初怎么頂撞我的？
我不知道父親具體指的是哪件事，但有兩件事我記憶猶新。記得父母被貶到隴西后，因當?shù)亟逃浜?，把我送到天津姥姥家上小學。出身津門紡織世家的姥姥經(jīng)常給我講一些她家（今天被稱為“第一代民族企業(yè)家”）創(chuàng)業(yè)的事情，我認為她是對新社會不滿，懷念剝削階級生活，便常與她辯論。她說不過我，就給我父親寫信，說我的教育有問題，違背了一些常識。父親來信責備我不尊重老人，我立刻就用階級斗爭的說辭反唇相譏。搞得父親很矛盾，用常識教育我，顯然就和國家的意識形態(tài)相沖突，但他又不愿意用流行思想把我變成喪失了親情、人性和理智的“頭上長角、身上長刺”的“小造反派”，無奈之下只能把我從天津召回，就近上學算了。
王洪文
還有一件是9·13以后，十大上王洪文一下子被任命為中央副主席，我們私下里議論這件事。我告訴父親說，聽人說是林彪要害毛主席，而王洪文救了毛主席，所以得到毛主席的青睞。父親脫口而出：這不是理由，那要是一條狗救了毛主席怎么辦？可以給他任何東西，唯獨不能把國家給他。我一方面覺得父親的質問有道理，但同時又覺得父親沒有我那么無限忠于毛主席，就反駁他說，你為什么不相信毛主席的眼光呢？父親可能覺得言多必失，立刻沉默不語。
所以在那個時代，如果我“做得比他們好”，那我的結局一定會比他們更悲慘。而我是以現(xiàn)在的處境設想當時的問題，顯然場景不同，出發(fā)點就會不同。如果換做那個時代的我，我一定表現(xiàn)得比父親更激進、更喪失理性和自我思索的能力。
其實我個人也是分裂的，一方面覺得父親并沒有做錯，是被小人所害，但同時心底里有時也會埋怨父親，為什么不看準風向，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呢？更過分的是，“文革”時風傳此前臺灣投奔大陸的空軍飛行員徐庭澤原來是特務，嘴里裝了發(fā)報機，用磕牙向臺灣發(fā)報；而父親恰好有早晨鍛煉時磕齒運動咬肌的習慣，我曾經(jīng)特意留心過他磕齒的頻率，有一閃念想過，爸爸會不會是臺灣派過來的人，牙齒里裝了發(fā)報機呢？所以我可以坦誠地說，如果我在那個時代，不會做得比他好，如果我能夠做得比他好，那我的結局將會比他更悲慘。就像利哈喬夫所說的，在一個不幸的社會里，敢于抗衡權力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。